長篇歷史小說《臺灣會館》：書寫兩岸文化同氣連枝

信息來源：《中國新聞》報 作者 尹李梅 報道

11月24日，長篇歷史小說《臺灣會館》新書分享會暨“重拾臺灣會館歷史記憶、見證兩岸文化同氣連枝”主題沙龍活動在兩岸青年書店舉辦。該書作者高超與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海峽兩岸的文學愛好者等60餘人齊聚活動現場，談小說、談兩岸。活動結束後，高超接受了《中國新聞》報記者專訪，講述他的創作歷程。

一座會館，一部小說，兩岸歷史

“我到各省市採風、到寶島臺灣參訪，親手觸摸着每一處外敵帶給中華民族和兩岸同胞的創傷，心靈受到極大震撼。”談及創作歷程時，高超說，“這種心靈衝擊一次比一次強烈，才有了創作《臺灣會館》這部作品的衝動。”

《臺灣會館》以北京臺灣會館爲視角，以歷史上最後一位臺灣進士汪春源爲原型，以臺籍舉子與官員共同上書爲開端（史稱“五人上書”），全景式展現了1895年至1910年間，中華民族遭受強敵肆意欺凌、兩岸同胞頑強抗爭的歷史，講述了一段晚清時期風雲際會的傳奇故事。

臺灣會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歷史上爲臺灣赴考舉子進京會試的棲憩之所，同時也是來京臺灣同鄉縉紳的暫居之處，因此成爲京臺兩地間共同的歷史見證。

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汪春源與羅秀惠、黃宗鼎、葉題雁、李清琦“五人上書”向朝廷傳達了400萬臺灣同胞誓死捍衛家園的一腔愛國熱血。

汪春源爲保衛臺灣四方奔走處處發聲，但是最終未能改變臺灣的命運。清政府割讓臺灣後，汪春源舉家內渡，在1903年成爲癸卯科三甲第120名進士，也是歷史上最後一位臺灣進士。

書中以大量的史書和文獻資料爲依據，從活化文物“臺灣會館”的視角，分多條主線再現了兩岸同胞共同抗擊日寇的景象。同時，也從歷史文物、歷史人物、法理依據等全面闡釋了兩岸的同文同種、同根同源。

提供書寫兩岸新的探索文體

“如何書寫兩岸，是對當代作家的重大考驗。”在分享會上，幾位專家進行了對談。

“就如何書寫歷史記憶，《臺灣會館》提供了新的探索文本。”在國家一級美術師、山東省國畫院副院長馬漢躍看來，《臺灣會館》用小說回溯了中華民族特別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記憶，啓發了民族精神的自覺，無形中觸發了兩岸同胞的共同關照和心靈契合。

作家鋼凝從讀者的角度，在分享會上說出了他的“讀後感”：“《臺灣會館》以宏大的敘事、細膩的情節勾勒出兩岸民衆共御外敵的生動圖景，該書語言張力足、信息張力密、故事張力強、個人張力特，讀來蕩氣回腸。”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十屆理事會理事李振廣說，“從人性、文學性和臺灣同胞歸屬感來看，《臺灣會館》是一部深厚、深刻的作品。推進兩岸交流，讓更多臺灣青年讀到這樣的作品，有利於排除‘去中國化’遺毒，重塑臺灣年輕世代正確的兩岸觀。”

【專訪】高超：我們回敬給災難的不是沉淪

從島內的自然景色到風土人情，從農業發展到社區治理，高超說起臺灣時侃侃而談。從他的講述中，我們可以一窺兩岸交流的景象。

“五人上書” 大家知之甚少

因工作關係，2015年起，高超每年都要隨團去臺灣參訪，同時也要接待臺灣來大陸參訪的團體。

在各地參訪的過程中，不少同胞在看到抗戰時候的遺蹟、紀念館時都會產生強烈的共鳴。但對於兩岸民衆來說，早在1895年就攜手並肩抗擊日本侵略者了。

“我們都知道‘公車上書’，但對於在此之前的‘五人上書’，大家知之甚少。”高超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一直在抵抗外來侵略者。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大陸民衆在抵禦多個外敵的同時也在幫助臺灣抗日，給予了不少物資及精神上的支援。”

從2018年起，高超就開始醞釀《臺灣會館》，決定要基於1895到1910年這16年的歷史來進行創作。小說創作歷經5年時間，光是史料、資料收集整理就用了2年半。

除了參考《清史》《清史稿》和其他研究晚清歷史的書籍外，在高超看來，世界近代史也不能避開。日本官方整理的《國史大系》、臺灣學者戚嘉林撰寫的《臺灣史》也是高超創作時參考的重要歷史依據。

“日本爲什麼要侵略？清政府爲什麼割臺灣？當時的民衆有何反應？”在高超看來，小說本身並不能完全解答這些問題，“但作家心中要有正確答案，對臺灣當時的歷史有一個全方位的瞭解和認知，才能基於此創作出好的作品。”

小說與愛情

會瞪眼睛的慈禧、在火車上昏昏欲睡的李鴻章、在朝堂上對大臣使眼色的奕劻……基於基本史實，高超書中有大量歷史人物的對話和場景描寫。

這些只在歷史書上出現的人物在他的小說裡彷彿有了生命，一段歷史場景在讀者的腦海中也有了一個可供其想象復原的“參照物”。

“對於那些不是歷史愛好者的年輕人來說，正史難免艱深晦澀。”高超說，“相比之下，歷史小說就是一種極好的閱讀載體。雖然是文學上的描述，有作者虛構的成分，但這些對話、場景都能反映出真實歷史。”

愛情是古往今來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題。在書中，高超也“埋”了一條感情線——主角汪春源和李竹娘在兩岸民衆共同抗擊外敵時產生的愛情故事，爲小說增強了可讀性。

對於爲什麼要花大力氣寫出一個“生動的晚清”，高超的回答是：“小說不僅是寫主角的故事，處在時代中的人才是真正、鮮活的人。”

風花雪月與“現實關照”

“近年來，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臺獨’立場，不斷謀行各種‘臺獨’伎倆，屢次在教科書中搞‘去中國化’行徑，刻意歪曲中國歷史”，在高超看來，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會造成臺灣青年一代的歷史記憶混淆與國家認同的扭曲。

在小說中，高超從臺灣會館的視角出發，用兩岸同胞共同抗擊日寇的故事，力圖在當下爲兩岸青年讀者創造一個新的聯結——“我們同爲這部小說的讀者、這段歷史的愛好者。”

“文學作爲人類的心靈映照，是精神實現的一種方式，是創作者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表達。我不反對創作者寫風花雪月，但是作品要想真正成爲大作品的話，作者不關注歷史、社會和時代是不行的。”高超說。

在這部作品中，高超還想讓讀者看到的是中華民族對於生命的珍視、對於生存的渴望。“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屢受磨難。但我們回敬給災難的不是沉淪，不是壓迫下的消亡，而是在與其鬥爭時的奮起，是在災難中獲得的進步和補償。”（完）